環境部衛星環境應用中心大氣環境遙感部的9名職工中，有6名女性。厲青（左五）為該團隊的負責人。

說起“大氣遙感”，許多人會感覺陌生，這意味著它獨特的專業性和復雜性。生態環境部衛星環境應用中心（下簡稱“衛星中心”）大氣環境遙感部在這個領域奮斗了10多年。

衛星中心成立之前，環保業務應用遙感技術還比較少，從研究到業務應用難度大，中心成立后，厲青擔起了大氣環境遙感部負責人的重任。大氣遙感部現有職工9人，其中女性6人。她們長期擔負著大氣環境遙感監測研究及應用工作，克服大氣遙感技術諸多難題，榮獲多項國家及省部級獎項，并將大氣遙感技術開創性地應用于環境保護業務化工作，在重污染應對、重大活動空氣質量保障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應用成果多次被央視、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報道。

這支以女性研究人員為主的隊伍多年來牽頭攻克了大氣遙感領域灰霾、近地面顆粒物、污染氣體監測、秸稈焚燒監測等多項研究及應用技術，提出了大氣環境衛星遙感監測指標體系、產品體系、技術流程和業務方案，形成了“環境空氣衛星遙感監測工程應用體系”，集“標準規范、模型方法、軟硬件系統、產品服務”于一體。

2月28日，大氣遙感部工作人員張玉環告訴《環境與生活》雜志，近年來，大氣遙感部開展的全國秸稈焚燒監測、灰霾、沙塵等的日常及應急監測工作，為國家及時掌握區域污染物的分布，及應對區域灰霾大氣重污染提供了良好的技術支持。例如，2013年1月、10月、12月以及2014年2月發生大范圍灰霾情況時，其部門及時提供了灰霾發生的面積及影響程度等重要信息，為生態環境部應對灰霾污染爭取了監測數據的主動權。秸稈焚燒衛星遙感監測能夠節約大量人力、物力，大大提高了環境執法的效率，為環境監察、防治大面積秸稈焚燒、控制大氣污染提供了極大便利。“這兩天東北地區的秸稈露天焚燒又頻繁了，昨天的遙感監測結果就顯示有200多個火點。”

這支隊伍的相關成果獲得兩項國家級獎項、3項省部級獎項。該團隊被評為2018年生態環境部直屬機關“三八紅旗集體”。

說起厲青這位部門負責人，張玉環的言語中流露出敬佩。在同事眼中，她是“拼命三娘”，她的拼勁帶動了整個團隊。由于長時間聚精會神地伏案工作，厲青腰椎間盤突出嚴重，她曾在某個周六加班后開車回家，路上碰到障礙物猛踩剎車后把腰扭傷。按照醫囑，她應臥床休息一周，但她卻趴在床上認真修改監測方案，通過網絡與部門同事交流。

在張玉環看來，厲青還是一個“學習勁頭特別足的人”，有專家到衛星中心為大氣環境遙感部的人做培訓時，厲青“永遠是提出問題最多的那一位”。

工作上對下屬嚴格要求，但厲青在大家眼中還是平易近人的暖心大姐，對部門同事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張玉環提到了一個小細節，“在安排中央環保督察隨行人員名單時，她為了盡量不影響同事們照顧家庭的需求，會不厭其煩地協商大家的出行時間。”

憑借突出的工作成績，厲青入選了“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獲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被評為“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科學、技術、管理專家”“第一批國家環境監測一流專家”“第二批國家環境保護專業技術領軍人才”……她還于2013年獲得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頒發的“全國三八紅旗手”榮譽稱號。用張玉環的話說，厲青櫥子里的“獲獎證書一摞一摞的”。

面對這些獎項，厲青卻謙虛地說：“我只是千千萬萬環境保護工作者中的小小一員，盡力做好我的本職工作，近年來組織給我很多榮譽，讓我心存很多的感激和感動，這些都離不開衛星中心及團隊的齊心協力。”

衛星中心生態環境遙感部自然保護地工作組組長劉曉曼，2016年被破格評為研究員。第一眼看見她，留著一頭干練的內扣短發，灰色毛衣外套襯得人素凈、干練而沉穩。劉曉曼是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畢業的博士，2004年從衛星籌備辦公室入職，一直從事生態監測評價方面的工作，開拓創新建立了自然保護區天地一體化監管機制與模式，形成了集技術方法、業務示范與標準體系在內的完整業務化體系，并帶領團隊持續10年在全國實現了業務化運行。在中心工作15載，劉曉曼的感受是“從事的工作從無到有、從點到面，從淺到深、從被動到主動、從應急到定期、從監測到評估。”

衛星中心生態環境遙感部自然保護地工作組組長劉曉曼，開創了自然保護區天地一體化監管機制與模式。

她解釋，“我國自然保護區數量多、面積大、分布廣、地理環境復雜、建設項目繁雜、監管人手少，加上很多保護區交通可達性差，依賴傳統的地面調查手段，難以及時發現和監督保護區內各項違法違規活動。”劉曉曼強調，中心從2009年成立以來，工作中時刻以管理為導向、以應用為核心，創新建立了自然保護區天地一體化協同監測的手段，利用遙感技術快速發現各項人類活動，并將線索及時提交給管理部門，管理部門組織核查和處理，真正實現了第一時間發現、第一時間反饋、第一時間處理。該業務從最初應用于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評審，逐步向自然保護區管理評估、建設項目準入等擴展，也在落實中央領導批示、群眾舉報、媒體曝光以及多次自然保護區專項執法和檢查工作中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可謂“監測手段的極大創新”。

目前，該工作凝練形成了面向全國使用的技術指南和管理辦法，并形成了定期監測制度，工作成果于2014年獲得了原環境保護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并實現了每半年一次國家級自然保護區（474個）、每年一次省級自然保護區（800多個）的人類活動全覆蓋監測，累計發現56萬多條的問題線索，先后給生態環境部上報各類報告136份，獲得部領導批示53次，有效支撐了中央環保督察等重大任務的線索篩選和證據鎖定。同時，劉曉曼的小組還連續兩年組織編制31個省（區、市）的“綠盾”重點問題清單，整理各省問題臺賬5萬余條，并參與現場巡查，支撐了“綠盾2017”、“綠盾2018”自然保護區監督檢查專項行動。

“目前該工作是我們中心業務化程度最高、管理支撐力度最大、上報報告最多、獲得部領導批示最多的業務，也是我們中心的拳頭產品和品牌”，她自豪而又欣慰地說。

自然保護區遙感監管工作范圍廣、任務重、時間緊、環節多，可能最后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張圖或一份報告，但這個過程中的工作鏈條非常復雜，要經過大量的影像查找、下載、處理、人類活動信息提取和審核、專題圖制作、報告編制等多個環節，經常還面臨多項任務交叉疊加，工作中總會出現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和突發狀況。

劉曉曼作為組長，為了保證每項工作都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做實、做準、做細，除了和同事們一起參與遙感監測和報告編制外，還有很大一部分工作精力要花在組織協調、進度統籌和問題解決上，每到任務重的時候，她都和組里的同事們連軸加班。她“腦中時刻繃著根弦，我們的成果直接服務于管理和執法，我們的報告不僅僅是個人的成果，更代表了衛星中心的水平和態度，我作為組長，必須對每一個數據嚴格把關，確保不能出錯”，有時同事們編制的報告甚至要被她修改4-5輪才能報給領導。

除了在辦公室研究業務，劉曉曼還有一部分任務是在實地檢查和核查，“一些檢查如暗訪等，都得自己提前規劃路線，很多保護區交通不太便利，路也比較難走，有時走著走著就沒路了，一天也看不了幾個點，晚上回來就要加班整理材料。”

工作之余，劉曉曼還始終關注研究領域的國內外前沿，閱讀外文文獻，挖掘自然保護區成效評估等領域的思路，努力為管理決策提供深度支撐。

當被問到“業務工作這么忙，如何分配時間”時，她笑著說：“其實我們每天都有很多碎片化的時間，比如上下班的地鐵上，我就會把這些時間利用起來看一些文獻和書，一天兩天成效不明顯，時間長了就能做到有效積累”。

目前她還建立了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健康評價、開發建設活動影響評估、可持續發展評估和保護成效等領域的指標和技術方法，研究成果發表在SCI等刊物上，獲得了第一批環境保護部環境監測技術骨干、第二批環境保護專業技術青年拔尖人才、環境保護部優秀共產黨員、環境保護部直屬機關巾幗文明崗標兵等榮譽。

面對繁重的工作任務，劉曉曼雖然也感覺到累，但更多地是“有成就感”。她說：“持續的業務工作讓我學會了一個‘韌’字，只要堅持、踏實、認真，即使在平凡的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工作！作為女同志，有家庭有孩子，可能會付出更多一點，但抗壓能力或許也更強一些。我覺得衛星中心的女同志都挺堅強的。”劉曉曼笑著對記者說。

接受《環境與生活》采訪前，衛星中心水遙感部的王雪蕾剛剛從一個工作會議脫身。2010年7月，她從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后出站就來到衛星中心。9年間，王雪蕾從基礎研究做起，逐步向業務化突破，自主研發出“遙感分布式（DPeRS）面源污染評估模型”，形成了國家尺度面源污染業務技術體系框架，并開展了一系列應用示范，為生態環境部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和管理的新職能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面源污染遙感監測評估技術體系也成為水遙感部的“拳頭產品”之一。

生態環境部衛星環境應用中心水遙感部的王雪蕾，自主研發出“遙感分布式（DPeRS）面源污染評估模型”。

面源污染是地表水體的重要污染源之一，對管理部門來說，存在幾個急需解決的問題：污染總量和空間分布特征是什么、主要污染類型是什么、面源污染對水質貢獻有多大。

“從來的那天起，衛星中心的領導就要求我在面源污染的業務化方面要做點成果，因為面源污染本身是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熱點，由于機理太復雜，很難服務于管理需求，而中心此前無人負責面源污染業務化的事，所以我的任務就是要把復雜的東西進行科學的簡化，研發流域面源污染業務化產品。”王雪蕾介紹，面源污染無法依靠監測技術直接獲取結果，目前監測評估的思路是結合遙感技術，以模型估算為主，地面監測為輔。

2010年時，我國還沒有成形的技術去摸清全國面源污染總量，雖然有很多優秀的模型和豐富的地面監測數據網，但是做到國家尺度的模擬仍然很難，主要原因是模型可推廣性和參數的可獲取性還不夠強。“國內外開發的模型很多，純機理模型在全國這么大的尺度上基本很難應用，而一般經驗性的模型在科學性和精確性上又有硬傷。所以，當初在選擇用什么模型作為業務化的基礎著實費了一些腦筋。后來經過綜合評估，還是覺得大尺度匡算模型可以滿足管理應用的需求。這套模型是北京師范大學眾位老師的研究成果。當前的DPeRS面源業務模型體系就是在大尺度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二次研發，用了3年左右的時間對原模型進行修正改進完成的，可以說，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做成這件事。中心領導也給予了很大支持，為了做全國高精度地形坡度數據庫，專門配備了價值9萬元的工作站，當時是全中心最好的。”王雪蕾覺得自己運氣很好，“天道酬勤，在科研成果向業務化轉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沒有辜負國家培養和單位的信任和支持”。

“我們邊用邊改，到2018年模型本身的問題基本解決了，結合流域控制單元管理理念的落地，面源污染技術體系對生態環境部的業務支撐進一步加強。中心每年會向部機關上報全年面源污染評估報告，還會結合國家的重點戰略區開展區域動態評估報告。尤其針對水形勢分析工作，我們可以應用當前的技術對水質不達標斷面的污染成因進行面源要素的分析。”針對生態環境部農業面源污染監督和指導新職能，她說：“8年的技術積累，希望我們的技術在‘十四五’環境監測頂層設計上能夠有所貢獻，如果能形成國家、區域、省市縣等多層次的應用監測，就真的實現產學研用一體化，實現面源污染的業務化管理，充分支撐了農業面源污染新職能。”

王雪蕾堅信，業務的突破還要靠科技來支撐，技術達不到，業務肯定做不到頂尖，所以她還承擔了一些科研課題，比如“十三五”水專項、重點研發項目和國家自然基金項目等，并在國內外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撰寫專著2部，獲得授權發明zhuanli5項，省部級獎項3項。據了解，王雪蕾承擔的“國家尺度面源污染業務化遙感監測技術體系與應用”項目獲得了“環境保護科學技術獎二等獎”。她被評為“第二批國家環境保護專業技術青年拔尖人才”。

王雪蕾從本科到博士，學習的專業從環境工程到地下水再到自然地理和環境遙感，跨度比較大，她說“看似比較大的差別，其實把學過的東西串成線，歸納總結，發現都與面源污染相關，所以也就有了我現在的研究方向。人還是要先了解自己，做你擅長的東西，認真去做，怎么樣都能做好。

生活中，王雪蕾還是兩個孩子的媽媽。為保證在有限時間內高效率地完成工作，她午休時間不休息。白天家里有老人幫忙帶孩子，下班回家后，她總是先把孩子安頓好，“老人白天照顧孩子很辛苦了，晚上還要幫忙就說不過去。”孩子休息了，她還要再忙自己的科研。

對王雪蕾來說，當媽媽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比如她通過自己堅持一件事情來告訴孩子什么是堅持，她說“跟孩子講100遍道理，不如自己默默地用行動告訴她們。”

最后她說：“借用一位經常激勵我的朋友的話總結下吧，對于孩子，我們能留給他們的最寶貴的東西不是財產和金錢，而是我們自己的人生軌跡。”

初見衛星中心生態環境遙感部生物多樣性組的萬華偉研究員時，她笑意盈盈，樂呵呵的，給人一種親切感。身為80后，萬華偉33歲時便被評為正高級工程師。她2007年在北京師范大學獲得地圖學與地理信息系統博士學位后，就來到衛星中心，目前其業務和工作方向為生物多樣性遙感監測、評估與預警研究和業務化運行。

衛星中心生態遙感部生物多樣性組萬華偉研究員在野外考察。

“中心領導一直強調我們的工作一定要與生態環境部的管理需求結合，為管理工作服務。在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生物多樣性調查和觀測就是環境管理中重要的一環。生物多樣性通常包括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3個層次。”萬華偉介紹，目前遙感技術對生態系統層次的生物多樣性監測更為成熟，物種層次也有涉及。

她舉例，像雪豹、大熊貓這些旗艦物種總要依存一定的生活環境，衛星中心可以根據地面數據、氣象數據、衛星數據等，模擬出它們更適宜在哪些地方生存，“這些區域目前是否破碎？受到人類活動干擾是否更強了？或者說棲息地是不是喪失了或轉移了？”

萬華偉告訴《環境與生活》，傳統的生物多樣性監測主要基于地面調查方法，重點關注物種水平或樣地的監測結果，但野外測量耗時長、成本高，大多是離散的采樣數據，而且很多地方難以到達，并無法及時反映出區域生態系統的變化。而遙感技術作為一種可重復對地表進行觀測的手段，能提供長期一致的觀測數據，可記錄過去，人們通過查歷史影像，再對比現在的影像，就能看出生態系統的變化。

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占陸地國土面積的28.78%，衛星中心圍繞管理需求，初步形成了生物多樣性業務化監測技術方法體系，為優先區域的邊界核定、規劃編制和后續監管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

為了及時掌握優先區域內生境的動態變化，萬華偉與同事以自然生境質量、開發建設活動為主要遙感指標，對優先區域內2011年以來逐年的植被長勢、水域面積、開發建設活動強度等要素變化進行監測。“從遙感監測結果看，優先區域內植被變好的水平比全國平均水平要高，保護得更好了才能有這個效果。”

她指出，現在國際上有一些生物多樣性的觀測網絡，但其遙感方面的指標體系還不成熟，有的指標與管理所需是脫節的。她強調，要成功應用就需要結合不同學科的東西，得挑管理上能用的指標。“沒有現成的方法，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地學習。”萬華偉也讓自己始終處于昂揚的學習狀態，她說：“做這份工作，經常會與不同學科的科學家打交道，能學到新的東西。”

前不久，萬華偉還在嘗試新的遙感技術，探索地面生物多樣性測量的遙感指標。她所在的部門聯合中科院植物所在云南納板河流域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以衛星遙感和搭載相機、激光雷達的無人機近地面遙感為手段，在熱帶雨林地區首次開展了“三維生境立體遙感觀測探索”，快速獲取了樣地的高精度地形信息、植被結構等信息。

“生態遙感的有些指標，尤其是符合管理需求的高精度指標很難完全自動化獲取，需要人工參與和地面驗證，這就意味著耗時更長，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萬華偉向《環境與生活》闡述了生態遙感的一些難點。對專業研究的癡迷，使得她睡覺前都在琢磨適合我國管理需求的生物多樣性遙感監測指標體系。憑借出色的工作技能，她被評為生態環境部直屬機關“巾幗建功標兵”及“三八紅旗手”，4次獲得省部級科技獎勵，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

接受記者采訪時，萬華偉剛生完二胎、休完產假。那她是如何平衡自己的工作與生活的呢？萬華偉感恩家里有長輩幫忙帶孩子。“家庭氛圍很和諧。要想業務和科研做得好，生活又很精致，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對生活的要求也不會過高。”

衛星中心56位女職工盡職盡責，對業務精益求精。她們寫報告、采樣、做實驗、現場核查……十八般武藝，無不精通。這群環保萌妹子堅定自信、果敢聰慧，默默堅守著自己對環保的初心，在環保戰線上綻放芬芳，撐起了衛星中心的半邊天。